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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觉得唇焦舌燥，便到一旁的酒台上找饮料。沥川一路跟着我。“纯正的中原血统？”我调侃，“五胡乱华之后，还有什么血统是纯正的？”
“吓唬吓唬人而已。纯正是真谈不上，”沥川双眉一展，“比如说，我外婆就是地道的法国女人。”我看着沥川脸，心中释然。难怪沥川既有一副十足的国人长相，又有异常分明的面目轮廓。
接着，他又补充一句：“那个田小刚来意不善。我怕他与谢鹤阳有什么暗箱交易。听说这里不少官僚挺腐败的。”
“别担心，现在国家纪委的打击力度挺大的。这么大的工程，多少人拿眼盯着。真有腐败查出来，定是全军覆没、满门抄斩。”
然后，这个人看着我，一脸疑惑：“什么是‘纪委’？什么是‘打击力度’，什么是‘满门操斩’还有……什么是‘天灾人祸’？”
“天灾人祸？”
“那个谢市长不是说，陪同人员中，有天灾人祸？那句话我没听懂。”
“我不是翻译给你听了吗？”
“你的翻译我也听没懂。”
抓狂了。我几乎要跳起来：“为什么我的翻译你听不懂？难道我翻得不对？翻得很差？”
“不是不是……你今天穿着好看的旗袍，听你说话我有点走神。”
“不是‘天灾人祸’，是‘忝在其末’。这是谦辞，他说他自己虽不够格，但也在陪同之列。”我没好气地解释。
“好吧。回去你把这四个字写给我认。”
我叹了一口气。难怪沥川需要翻译。我一直以为是多此一举。看来，不要翻译，还真不行。
我们一人端了一杯红酒，站在酒台旁边。
建筑界真是个男人的世界。放眼望去，整个大厅人头涌动，却没看见一个女设计师。我正想就此发表一顿感言，沥川却问了我另一个话题：
“小秋，你的毕业论文做的是什么？劳伦斯吗？”
“不全是。你对这个感兴趣？”
“我对英国文学一直很感兴趣。”
“我做的是西苏，西苏和乔伊斯。”
“乔伊斯我知道。西苏是谁？”
“Hélène Cixous.”
那是法语名字。看来，是我的发音有问题。他显然也听说过西苏：“Cixous是法国人。你不是英文系的吗？”
“Cixous自己是英文系的，和我同行。乔伊斯专家。”
他点点头，接着说，“那么，你做的是法国女权主义？”
“嗯。是不是很吓人？很前卫？”
“不吓人。你看，你是女人，我是残疾人。我们都是边缘人，是同一战壕的战友。”
我笑了，觉得这话挺逗。沥川的文学趣味甚高，自称喜欢读high-modern时期的小说。我不禁又问：“你读过西苏吗？”
“只读过 Le rire de la méduse ，也就是The Laugh of the Medusa.（美杜沙的笑声）”
“我做的就是那一篇。”
他看着我，一副不相信的样子：“不对吧。六年过去了，你怎么看上去，思想一点也不解放呢？”他连连摇头，“我觉得，你根本没有弄懂女权主义的精髓。——你的学问白做了。”
“我怎么不解放了？我挺解放的！” 我的嗓门高了，受到挑战了。
他不说话了，低头叹气。
“那你说说看，我要怎么样，才是解放的？”
“我若说了，你会不会把酒泼在我脸上？”
“不会。”
“六年前，我已经说了再见，你为什么还要给我发邮件？”
“我……我又没发多少。”我喃喃地嘀咕，有点气短。
“三百四十二封，算很少吗？最短的三十个字，最长的一万两千字。全部加起来，等于一部长篇言情小说。我不敢相信，你在写这些信的同时，居然还在研究女权主义。如果我是Cixous，听说了你的举动，非羞愧死不可。”他看着我的眼睛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。口气十分认真。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觉得有点奇怪。沥川对我一向体贴，也很注意说话的场合和方式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在今天——除夕之夜——选择在这种公共场合羞辱我。
“嗨，沥川，说说看，”我不动声色，“你喜欢读我的信吗？”
“还行……借助字典。”
“那不就行了。”我呡了一口酒，“我对你的感情，超越了任何主义，包括女权主义。其实，在中国，像我这样的人，有一个专门名词。”
“什么专门名词？”
“情圣。”
一句话逼死了他。他终于没话说了。
于是，他笑了笑，转移战场：“讨论暂时结束。我想，那位老太太需要我的帮助。”
说着，他转过身去，帮助一位企图要拿一大瓶可乐的老太太：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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